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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及其现状分析

铜仁学院学报 2018-06-14 08:36:20

黄柏权1,李季鸽2

( 1.三峡大学民族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2.成都理工大学传播科学与艺术学院,四川成都 610059) 



摘  要:武陵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具有一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遍特性外,还具有积淀深厚、类型多样、多民族共有、民族性与地域性相融、价值独特、存量不平衡等特征。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消失、濒危、衰退、变异、复兴多种并存的状态。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迁,与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传媒的发展、外出务工潮的影响、旅游业的推动等密切关联。

关键词:   武陵地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   特征;   现状;   动因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639 (2018) 02-0038-07



本文所涉及的武陵地区位于我国中西结合部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地区,这一区域以武陵山脉为核心,大致在东经107°~112°,北纬26°~31°的区域范围,其东边是雪峰山,西边是大娄山,北边是大巴山,南边是苗岭,四大界山把其围合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历史上大致属于武陵郡管辖范围,今天包括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长阳、五峰2个土家族自治县,湖南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贵州省铜仁市,重庆市黔江区以及秀山、酉阳、石柱、彭水4个自治县。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着土家、苗、侗、瑶、仡佬、白、羌、蒙古、汉等30多个民族。历史上这里是多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各民族在开发武陵山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和睦相处,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是文化多样性保存较完整的地区。本文就武陵地区存留的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其现存状况进行探讨,以加深人们对这一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

一、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

武陵地区由于历史上是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进入云贵高原、大西南的通道,历来是各民族迁徙流动的走廊,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各种文化的交汇点,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保留了许多文化的原生态形式,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留比较完好的区域之一,被学者称为“文化沉积带”、“历史文化冰箱”和“文化聚宝盆”。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具备一般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性、集体性、传承性与传播性、民族性与地域性、模式化与类型化、变异性、象征性等特征外[1]52-66,还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积淀深厚。武陵地区是早期人类生息繁衍的地区,在这一地区发现了200多万年前的建始直立人、20万年前的长阳人,旧石器、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布整个区域。早在先秦时期,苗族、土家族、侗族、仡佬族等民族先民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耕耘开发,创造和传承自己的文化。由于大山的封闭和阻隔,这些古老的文化一直在民间流传下来,得以较好地保存。例如,有戏剧活化石之称的毛古斯、傩戏还活态地存留民间;记录早期民族历史起源和迁徙的神话、史诗还在民间流传,如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土家族史诗《摆手歌》、《梯玛神歌》,苗族神话《落天女的孙子》、《阿陪果本》,土家族神话《开天辟地定人伦》、《陈谷烂年的老话》,白族的《太阳月亮和昴日星》等还保存在人们的记忆里[2];民间信仰和原始自然崇拜在偏远农村还有保留;传统生产知识和传统技能在民间还在大量利用;部分传统工艺还在为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服务。根据笔者初步统计,在国家公布的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武陵地区有50项(其中扩展名录有11项);湖北省公布的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恩施州和长阳、五峰2个自治县有34项;湖南省公布的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湘西州和张家界市有89项;重庆市公布的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渝东南4县1区有68项;贵州省公布的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铜仁市有46项。截止2016年底武陵地区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项,列入省(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有237项。据侯路统计:“渝东南地区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千多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11项,市级名录项目有80项,区县级项目有452项,涵盖了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十大类别。”[3]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十大类 3200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其中 26 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 22 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拥有 100 多个“国字号”生态文化旅游品牌[4]。从各州(地、市)统计看,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超过10000项以上。在一个区域内能够保存如此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明该地区文化的古老性和长期的延续性,是该地区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

第二,类型多样。武陵地区位于我国腹心地带,处于内地边缘的特殊位置。历史上中央政府对其统治的方式采取多元化手段;由于地形复杂,生计方式也相对多样,属于山地复合式经济类型;这里既是中原进入云贵高原主要通道,又是古巴蜀、荆楚与中原三大文化的多重交接地带,历史上先后有“三苗”、“巴濮”、“五溪蛮”、“武陵蛮”、“苗蛮”、“土蛮”、“仡佬蛮”等民族或族群在此迁徙、流动,明清以来以至民国仍然是各类族群迁徙流动的走廊[5]。至今分布着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蒙古族、汉族等30多个民族。由于以上原因,武陵地区文化遗产多样性特别明显。除目前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民间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学、民俗等10大类都有列入外,文化空间、生产知识和技能都有大量存在,武陵地区犹如民族文化遗产的百花园,多姿多彩,美轮美奂。

第三,多民族共有。武陵地区山同脉、水同源、民同俗,相同的地域和自然资源,相似的生计方式,相关的历史际遇,导致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频繁,文化的采借和相互影响十分突出。不少文化事象为多民族所共有,甚至原来汉族地区的文化传播到武陵地区后也多民族化,为当地各民族所接受,并加以改造,变成了当地民族的文化。例如,花灯、傩戏、阳戏、山歌、薅草锣鼓、干栏建筑、各种用具等都为当地各族人民所共有。以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无法确定其民族归属,地域性特征多于民族性特征。例如,傩戏是保留在武陵地区古老的戏剧,当地土家族、苗族、白族、汉族都有演出傩戏的习俗;又如花灯,在武陵地区土家族、苗族、汉族以及其他民族都表演,秀山花灯的传承人既有土家族的,也有苗族的,思南花灯的传承人有土家族的,也有侗族的;土家族打溜子,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都参与演奏;桑植民歌,是当地土家族、白族、汉族等各族民众共同喜爱的民歌。在武陵地区传统技艺、节日习俗、生产生活知识中,各民族共有的现象更是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民族共有的现象,表明这一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和广度,是各民族和睦相处、相互学习、共同创造传承的结果,也是文化认同的结果。

第四,民族性与地域性交融。武陵地区民族众多,由于历史的原因,武陵地区各族被划分到湘鄂渝黔不同的行政区域内,虽然各民族被划分在不同行政区划里,但是地缘的一体性和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相似性,使得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出地域性与民族性相互交融、共有共存的局面。在国家公布的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以民族命名的有土家族梯玛歌、土家族哭嫁歌、石柱土家族啰儿调、土家族打溜子、土家族咚咚喹、土家族民歌、土家族摆手舞、湘西土家族毛古斯舞、土家族撒叶儿嗬、土家族织锦技艺、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土家年、苗族古歌、苗族民歌、湘西苗族鼓舞、苗画、苗族挑花、苗族服饰、苗医药,其他都是以地名或直接以文化事象命名的,如都镇湾故事、桑植民歌、南溪号子、秀山民歌、酉阳民歌、峡江号子、恩施扬琴、凤凰纸扎、三棒鼓等等;又如在湖南省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以民族命名的有苗族古老话、苗族歌谣、湘西苗族民歌、苗戏、湘西苗族服饰、苗族武术、苗族锥牛祭、苗族赶秋、土家族梯玛神歌、土家族山歌、土家族哭嫁歌、土家族挖土锣鼓歌、土家族咚咚喹、土家族跳丧舞、土家族过赶年、土家族舍巴日等,以地名或文化事象命名的有酉水船工号子、张家界高花灯、文武茶灯、阳戏、踏虎凿花、蓝印花布、凤凰纸扎、乾州春会等。总体来看,以地名和文化事象命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以民族命名的要多。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在整个武陵山区及其边缘地带,如薅草锣鼓在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二批扩展名录中将湖北省宜昌薅草锣鼓、兴山薅草锣鼓、五峰土家族自治县薅草锣鼓、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薅草锣鼓、宣恩薅草锣鼓、四川宣汉川东薅草锣鼓等都列入,宜昌的兴山和四川的宣汉已经是武陵山的边缘。如傩戏在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德江傩戏的基础上,在第二批扩展名录中增加了贵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傩戏、湖北省鹤峰傩戏和恩施傩戏,湖南的沅陵傩戏和侗族傩戏;摆手舞在湘西自治州第一次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二批列入扩展名录的有湖北来凤县土家族摆手舞和重庆酉阳土家族摆手舞;土家族打溜子在湘西自治州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二批将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和鹤峰打溜子列入扩展名录。不少同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延伸到武陵山的东缘、澧水流域甚至雪峰山以东地区,如湖南省公布的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蓝印花布湘西的凤凰县和雪峰山以东的邵阳市同时申报。可见,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鲜明的民族性,也有极强的地域性,是民族性和地域性的交融和结合,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晶。正是非物质文化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相互交融,使武陵地区成为我国多民族聚居区文化多样性和各民族和睦相处的典型地区。

第五,价值独特。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历史文化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除具备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价值外,还有其独特的价值,如表现早期人类生活的原始戏剧傩戏、毛古斯、西兰卡普织锦技艺、土家族吊脚楼建造技艺、巴东民间历法、五峰土家族告祖礼仪等都具有独特的价值。我们以五峰土家族告祖礼仪“唐祭”和“巴东土家族历法”为例加以说明。“五峰土家族告祖礼仪”2007年列入湖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唐祭”起源周代宫廷祭祀礼仪,中断于秦,唐朝得以复兴,宋朝始流入民间,明末清初传入五峰土家聚居地,与当地土家族文化融合,形成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民族特色的祭祀仪式。“唐祭”原来有四种形式,即婚礼仪式中的“告祖”、丧葬活动中的“开祭”、宗祠活动中的“祭祖”、文化活动中的“祭孔”。在五峰只有告祖仪式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这种在中原早已消失的祭祀礼仪,却完整地保存在江汉平原边缘的武陵山区,具有重要的价值。“唐祭”活态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的祭祀礼仪,祭祀活动围绕儒家的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通过严格的祭祀仪程,以吟唱、音乐烘托成分,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唐祭”仪式有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内涵,具备深厚的文化价值理念,成为土家族的精神信仰[6]。巴东申报的“土家族民间历法”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申报和评审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曲折。评审专家中专门聘请了湖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正洪。专家们在“专家论证意见”一栏中写道:“巴东土家族民间历法融汉民族历法、二十四节气及巴东当地物候天象于一体,已经过数百年历史传承,并经过生产实践检验,对指导当地人民的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发挥特殊的作用,其中当地的物候谚语对指导防灾减灾还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 [7]。以上例子一方面说明武陵地区在评审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能够在一些领域突破,另一方面也说明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价值。

第六,存量不平衡。在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存量差距很大。通过对武陵地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统计发现,数量最多的是传统音乐有17项,其次为传统舞蹈9项,传统戏剧6项,民间文学、民间美术、传统技艺均为4项,曲艺3项,民俗2项,传统体育、游艺和杂技、传统医药均为1项。在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级名录中,最多的是传统工艺48项,其次是传统音乐38项,民俗32项,传统舞蹈29项,传统戏剧25项,民间文学24项,传统体育、游艺和竞技14项,民间美术13项,传统医药7项,戏曲4项。从以上统计可以看出,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技艺、民间戏剧、民间文学、民俗等比较丰富,而曲艺、传统医药、传统体育、游艺和竞技较少。这与武陵地区的自然环境、生计方式、文化传统、教育科技水平、文化交流等有密切的联系,因为生活在武陵山区的各族人民,在交通十分不便的自然环境下,长期以山地复合式农耕经济和传统家庭手工业为生计,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民俗等主要靠代代口传心授,不受环境和场域的限制,生产生活过程中都可以自然地传承和习得,很容易学习和传承,因此存留的数量相对要多;而涉及到科学技术、教育、文人创作的传统医药、曲艺等项目学习和传承相对较难,所以,存留的数量相对较少。以至于造成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存量的不平衡性。

二、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武陵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积淀深厚,但是在社会变革,特别是在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影响下,受到较大冲击。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目前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处于消失、濒危、衰退、变异、复兴等几种状态。

消失是指一种技艺的完全失传或一种文化事象已不复存在的现象。消失的文化遗产往往是民间信仰中最为神秘、民间技艺中水平极高按习惯又不外传的绝技和绝活、因生产生活方式改变而失去生存环境的习俗或表演等。例如,在湖北咸丰过去有一种桃核雕刻工艺就已经失传了;武陵地区传统服饰制作工艺、银饰制作工艺、纺织工艺、印染工艺、油纸伞制作工艺、棕编工艺、造纸工艺、制陶工艺等因为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没有了生存的土壤,再也无法传下去;武陵地区民间传统体育游艺活动由于现代教育的发展、娱乐方式的改变、城镇化的推进已没有传承的土壤,处于消失边缘;薅草锣鼓是武陵山区各民族集体劳作时调节劳动节奏、提高劳动效率的一种演唱艺术,因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集体劳动不复存在,因此,薅草锣鼓没有了存在的土壤;由于电视的普及、电脑和手机的广泛使用,节日期间舞狮子、玩龙灯等文娱活动基本消失;随着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变化,许多民间礼仪也退出了当地人的生活,如结婚不用轿子,而改用汽车,传统抬轿、抬嫁妆及其报靠等礼仪就没有了;由于武陵地区传统木房建筑被钢筋混凝土房屋所代替,建房礼仪中的砍梁木、上梁、抛梁粑、踩门等仪式也就消失了。消失的文化或者是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原有的文化已不为当地民族所认同,逐步被主流文化所取代;有的是因为社会进步,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的结果。

濒危是指某种技艺、技能只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又无其他传人,或某种文化事象只在极小的范围和群体中传承。这种情况在武陵地区十分普遍。土家语是土家族得以确认的主要标志,但消失的速度令人惊讶。1956年潘光旦先生在调查后写道:“就我们接触的部分地方首长和土家干部所谈,一般土家人中,60%以上都会说土家语;在土家人聚居最密集的区域里,会说土家语的则占90%以上。”[8]341严学宭先生1952年调查后写道:“土家本民族的语言,在龙山四、五、六区普遍流行。年老的人多不会讲客话,大致能听懂一些,年青的多能讲客话,小孩子们既不会讲也不会听。土家干部相见,以土家语娓娓而谈。在调查过程中,常见土家人民群众在家讲土话,一踏出大门便讲客话,这是一般的情况。” [9]3中央土家问题调查组在1956年调查后写道:“永顺县的二区对山的土家人凡年满20岁以上的都会讲土家话。当然老人知道的更多些,十多岁的能听懂土家话。在龙山土家聚居地区,土家人无论是男女老少都会讲土家话,也是他们每日每时所不能缺少的重要交际工具,十多岁以下的小孩和老人只会讲土家话而不会讲汉语,只有部分青年(主要是干部、或经常外出的人)会说土家话和汉语。”[10]254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土家语也在这场浩劫中不断萎缩。土家语研究专家叶德书调查估计,20世纪80年代在570万土家人中,只有42万人操用土家语,其中沿用型20万人,兼用型22万人[11]。今天在835万土家族中能流利地用土家语交流的大约只有3万人左右,集中在酉水中游的龙山、永顺、保靖、古丈、泸溪等很小的范围内。记录土家族早期历史文化的《梯玛歌》、《摆手歌》是用古老的土家语演唱的,除了龙山县农车摆手舞代表性传承人张明光和个别梯玛能用土家语唱《摆手歌》、《梯玛歌》少量段落外,能够完整演唱的人已经没有了;土家族民间巫师和文化传人梯玛,在酉水流域不到10人,且都年事已高,50岁以下的梯玛已经没有,作为土家族文化的重要传承者的梯玛处于断代的境地。一些技艺或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承,或只有少数人、甚至于一个人掌握。如土家织锦只在龙山的捞车、梁家寨、叶家寨和永顺的对山、保靖的普绒等地还有少数传人,仅存的这些传人也不能把土家族织锦的传统图案织完,传统的缫丝、染色技术已经失传;又如,在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三岔傩戏班子因为谭学朝老人在2007年去世后,其传承人再不能完成“还坛神”的全部仪式和演出;武陵地区许多传统医药知识只掌握在少数医药世家手里,并有严格的传承范围,因此,不少秘方和治疗技艺处于濒危边缘。正因为传统戏剧、传统祭祀礼仪、传统医药等仪程复杂,学习者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记忆力强、富有悟性,而且学习时间长、学习成本高,在目前没有市场和效益的情况下,多无后学者,当最后一代老艺人或技艺的掌握着辞世就意味着一种艺术、礼仪或技艺的消失。武陵地区民间礼仪、口传文学、手工工艺、传统医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处于濒危状态,只是我们无法精确统计罢了。

衰退主要是指数量的减少。对传统手工工艺品来说,是指生产地、生产者、使用者的减少;其他文化事象是指社区受众、传承人的减少和其影响力的减弱。这种现象在武陵地区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几乎都存在。例如,传统干栏建筑木房不断拆除,新建的都是钢混结构的房屋,传统木结构建筑工艺慢慢衰退,吊脚楼木房几乎不复存在,它所负载的传统文化也跟着消失;又如:金属和塑料制品的大量进入,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竹、木制品,从事木工、竹编的工匠越来越少,传统竹编、木工技术也在一天天消失;由于电视的普及,观看民间艺术表演、摆龙门阵、唱山歌的范围越来越小。因此,武陵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衰退已成必然。

变异是指在现代社会中,民族传统工艺在种类、型制、色彩、图案、制作材料、工艺技术等方面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对民间文艺来说就是传承的环境、受众、功用、表现形式,甚至内容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武陵地区民族民间文化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变异,如传统西兰卡普工艺在原材料、花纹图案、型制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女儿会、梯玛祭祀仪式、傩仪绝技等移植到了风景区,观看者也不是原来地方的民众,而是游客,甚至外国人;山歌移植到风景区、宾馆酒店,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产品;传统摆手舞和跳丧舞被改编成广场舞,成为大都市人的文化消费品。这种变异多是为适应市场需要,人为地进行的,往往失去了原有文化的本质特征。

复兴是指文化衰落或沉寂之后的恢复和更高层次的兴盛。21世纪以来,从政府、学者到社会,逐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命题。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武陵地区传统文化也出现了复兴的景象。一是在武陵地区先后建立了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试验区、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二是建立了国家、省市、州(市)、县(区)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体系;三是颁布了一批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四是形成了村寨、社区、学校等多种保护传承方式;五是生产性传承显示出强劲的活力;六是文化遗产与旅游的融合产生巨大效益;七是部分优秀传统文化逐渐回归人们的生活。以上景象说明,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朝着复兴的轨道发展,将迎来一个蓬勃兴盛的新时期。

三、兴衰的原因分析

引发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濒危、消退、变异、复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对文化价值的认识是影响文化兴衰的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对民间文化的认识处于不稳定的思维中。20世纪50~60年代,曾经有过对民间文化的否定,甚至批判,整个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出现误区,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或处于沉寂状态。改革开放后,当把精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了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忽视民族民间文化,当我们清醒时,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已处于濒危的境地。十八大以来,高度重视文化的作用,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使全社会都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在社会上形成了重视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传统文化出现复兴的良好态势。

其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引发传统文化变化的社会基础。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是在传统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生产方式下形成和传承的。当城镇化推进,农业社会逐步被工业化所取代,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已经不复存在,一些传统技艺和相应的文化艺术也跟着消失或改变。

其三,现代技术是引发传统文化变化的推动力。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不断进入广大农村。如新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的应用,代替了传统的干栏建筑工艺和木房,木结构的房屋一天天消失,传统建筑及其村落不存在了,其附载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空间也就消失了。又如,塑料和金属材料加工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进入广大农村,传统的竹木工具和用具逐步消失,其制作技艺也随之消失。

其四,现代传媒是引发传统文化变化的催化剂。由于电视在农村的普及、手机和互联网的广泛使用,把人们的生活完全融入到现代信息社会里。听民歌和故事、欣赏传统舞蹈和戏剧,在电视和手机上都能做到,而且不受时间和场域的限制,传统的民间艺术表演没有了市场,传统民间文艺在现代传媒面前节节败退。

其五,务工潮动摇了传统文化的社会根基。20世纪90年代后,武陵地区外出打工成为一股潮流,山寨的年轻人,甚至中年,70%外出打工。大规模的外出打工给民间文化至少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民族民间文化缺乏传人,另一方面是到城市和发达地区打工的人很快在异地接受了主流文化,背离家乡传统,对本土文化失去自信。因而,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失去了社会土壤。

其六,乡村旅游是引发传统文化变化的助推手。民族民间文化作为旅游资源逐步被人们所认识。近些年,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各地竭尽全力将传统文化注入旅游业,甚至把民间艺术和民宿移植到景区。把民族文化资源融入旅游业本身并没有错,它可以增加旅游的文化内涵和旅游品种。问题是很多地方在利用过程中滥用民族民间文化,把民族民间文化庸俗化、粗俗化,甚至张冠李戴,使传统文化发生变异,甚至面目全非。

四、结语

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积淀深厚,类型多样,出现了复兴的景象。但是,其保护和传承仍然面临极大的挑战。冯骥才满怀深情地说:“我们为之自豪的博大而灿烂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部分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部分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特别是民间文化,它是我们的人民用双手和心灵创造生活情感 、与人间理想深深凝结着。”“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原有的农耕文明架构下的一切文化形态和方式都在迅速瓦解与消亡。这是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是全球化的冲击。风靡全球的商业性的强势的流行文化,正在猛烈地冲击世界各民族——也包括我们民族的文化。在这种全球化的飓风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处于消解过程的民间文化。”[12]武陵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面临巨大的冲击,我们怎样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今天,守护好传统文化,是每一个人应该思考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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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黎  帅)(责任校对 李锦伟)(英文编辑 谢国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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