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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南砀山北武乡:案例电商,打开乡村振兴的一扇新窗

老区之声 2019-04-03 06:3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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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汤乡学院


(主讲人:汪向东)


重塑乡村,是当代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大命题。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更是激起人们对重塑乡村问题的高度关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建设具有广泛性的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基础设施,鼓励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业产业模式,深入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加快推进农村流通现代化”,进一步为我国乡村电商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乡村电商发展迅猛,已成为农村商贸的重要渠道,成为方便农民生活、创新农产品交易方式、增加农民收入、引导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千里之外的特色农产品,纷纷跳进了城市居民的购物车,这是乡村电商发展带来的新变化。从卖农产品到做产业链,不少农村借助电商,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致富之路。



从草根农户到美好生活


2006年末,在苏北睢宁县沙集镇,当时24岁的孙寒在好友夏凯、陈雷的帮助下,尝试在淘宝网上开店创业,后试销简易拼装家具获得成功,引得乡亲们纷纷仿效。到2010年,沙集镇已有600多名农民开办了2000家网店,全镇网销额超过3亿元。原本的一个默默无闻的苏北小镇,现在已成为我国农村电子商务领域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地方之一。


乡村电商到底能为乡村带来什么?沙集现象背后的原因和其中的机理是什么?2010年秋天,我第一次走进沙集镇,走进东风村,从此与这里结下不解之缘。在将近8年时间里,我前前后后来过20次左右。


8年前的沙集,电商已初具规模。尤其是东风村,让我们亲眼目睹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户户开网店、人人皆网商”的景象。看着农民兄弟一双双本来握锄头的黝黑的粗手敲打着键盘、点击着鼠标,看着此前茶余饭后惯常议论东家长西家短的农村家庭妇女,隔着电脑屏幕与远方的买家交流——“亲,有什么能帮你?”身为中国社科院一个专门研究信息化的学者,沙集给我的震撼和吸引可想而知。


沙集模式,是一种草根农户自发在市场化电商大平台创业、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订单拉动电商创新出来的产业和市场生态的乡村电商发展模式。沙集让人们见识到电子商务是如何为最基层的草根赋能。沙集网商的故事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国当代农民,起码是一部分农民,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实现自身社会身份蜕变的典型经历。


多年来,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在农村推广互联网应用来改善农民对接市场时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沙集的成功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看到,凭借电子商务,农民可以直接跟市场互动,真正从中获益,赚取更多利益,给农民创造更好的生活。


探索电商与扶贫的关系自然而然成为接下来我重点研究的课题。这首先需要搞懂电商扶贫跟其他扶贫方式相比起来有什么区别,电商扶贫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我想最重要的区别就是电商扶贫这种方式,可以让贫困地区、贫困主体马上对接到一个广域的大市场,可以绕开长期制约扶贫效果的本地市场比较狭小的障碍。这是电子商务给扶贫工作带来的福音,让我们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可以直接对接大市场的途径。


电商扶贫之所以有如此效能,得益于互联网本身的各种优势,比方说可以打破时空界限,可以优化配置资源,发掘被低估的贫困地区的产品潜在价值等。这样的一种新的扶贫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扶贫的3.0。我认为,1.0的时候是授人以鱼,扶贫是给农民资源、扶贫款、补贴;2.0是授人以渔,教农民怎么打鱼,但是往往会受制约于本地非常狭小的市场,本地的购买力有限,再加上贫困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单一趋同,就算能够种出来、养出来,但是卖的时候要么会碰到难卖的问题,不然就是卖不出好价钱。所以,产业开发、授人以渔,就算教会当地人怎么打鱼,也会碰到渔场本身贫瘠的瓶颈,要么是无鱼可打,要么是打到鱼以后卖不出去,换不成钱,所以这是长期制约扶贫效果的一个难点。


农民“卖难”问题曾经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内蒙古、宁夏的土豆,甘肃的葱头,安徽的石榴,江苏、山东的白菜,河南、浙江的萝卜,湖北的花菜,江西的柑橘,河北的大葱等等,很多农村的土特产品都遇到“卖难”问题。通过发展农村电子商务解决农民“卖难”问题,便成为许多人的期待。


事实证明,电商可以在乡村扶贫中助上一臂之力。


比如,微商有“南砀山北武乡”的案例。安徽省砀山县良梨村原本是一个皖北的贫困小村,2014年有村民尝试在微信朋友圈销售当地盛产的酥梨、梨膏、黄桃罐头等特色农产品,现在微商从业人员已有1700余人,年销售额逾6500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微商村”。


甘肃南部的陇南市,也是电商扶贫的开路先锋。陇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是全国最偏远和最贫穷的地区之一。2013年底,陇南市委、市政府基于市情特点,确立了以扶贫开发为工作重点,把发展电子商务列为三大集中突破之首。2014年,陇南在乡村电商取得初步进展的基础上,向省里和国务院扶贫办主动请缨,作为电商扶贫试点为全国开展电商扶贫探路开道。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陇南硬是在一个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发展难度大的连片特困山区,走出了一条规模化电商扶贫的成功之路,为全国电商扶贫工作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的经验。


陇南等地电商扶贫的成功探索,让我们对乡村电商助力精准扶贫抱有信心。


  

从卖农产品到做产业链


近年在各地调研,曾多次听到一些地方官员强调本地缺乏开展电商的资源条件,也非常理解地方上希望能依托本地已有的产业基础开展电商的愿望和想法。如有资源条件、能结合已有产业基础发展电商固然很好,但我还是特别希望让他们了解,即使没有这些,一些地方也能把电子商务做得有声有色。


安徽三瓜公社在乡村建设的初始,就紧紧抓住互联网时代电子商务引擎,以南瓜电商村电子商务发展为驱动器,以农旅电商倒逼产业发展,实现“互联网+一二三产融合”。南瓜电商村引进傻瓜网、淘宝、京东合肥馆、甲骨文科技、微创联盟、顺丰等多家电商企业,成立半汤电商协会,建设电商基地,开发了茶、泉、农特、文化四大系列100余种半汤特色产品和旅游纪念品,所有产品按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进行销售与体验,组织引导本地农民参与到电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通过合作社组织产品生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一年多来,村集体经济增长达200%以上,农民人均增收34%。三瓜公社为这里每件农特产都打上了“身份证”,消费者只要用手机扫描产品上的溯源二维码,便可以查看产品的整个生产流程,包括产品的生产地、生产人、营养元素和处理食谱等等。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实地考察三瓜公社后,对其在美丽乡村建设、特别是乡村旅游方面的理念予以高度认可。


如今诸如三瓜公社这样通过电商做好产业链的乡村越来越多了。结合电商扶贫,特别应该强调,越是在贫困地区培育起来的产业带,就越要把市场对接做好,越要重视以电子商务对接市场和引导生产的作用。


做出声色的另外一个关键点是人才。这些年研究乡村电商,我走过不少地方,也接触了不少地方分管电商的领导,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少县域分管电商的领导是由外来挂职干部担任的。我猜想,让挂职干部分管电商,也许是考虑到他们视野宽、思路新、人脉广、牵绊少、敢探索吧,这些特质或许更适合电商这类新的工作对分管领导的要求。在我认识的挂职干部中,也确实有不少人发挥了自己这些优势,把当地的电商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还有,引导更多返乡青年加入乡村电商,应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有必要进一步引导具有实践经验的电商从业者返乡创业,鼓励电商职业经理人到农村发展;调动返乡高校毕业生、返乡青年和农民工、大学生村官、农村青年、巾帼致富带头人、退伍军人等参与乡村电商的积极性。


在电商扶贫中,企业也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我注意到,一些电商平台已经在县、乡、村建立了一批电商服务设施。但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平台设施一般都自成体系,相互之间并不开放共享。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地方如安徽怀远,出现了利用原有万村千乡的网点建设对各电商平台开放对接、资源共享的乡村电商模式。我们相信,如同各家航空公司自建机场不利于航空业资源合理配置一样,乡村电商、电商扶贫也需要找到自己的“机场模式”。机场可以是政府建的或民营的,可以是独资的或共建的。例如,已经拥有20万乡村推广员、近1400家县级服务中心的京东,能否开放接入已有的乡村电商设施,探索出乡村电商扶贫自己的“机场模式”?再强大的龙头企业也是独木难支的,诸如淘宝、京东等企业可以围绕特色产业去构建“电商+基地+贫困户”的产业生态,并且携手金融、培训、物流等方面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同为当地电商发展和电商扶贫做出贡献。




从规模化到获得感


乡村电商经过近两年快速发展,其覆盖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下一步,就会要求从扩大覆盖进入到提质增效的阶段。乡村电商不是“作秀”,不能“作秀”,否则会带来严重的资源浪费,挫伤农民群众和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乡村电商必须“成规模、可持续、见实效”,以创新去构建基于市场的长效机制。


在电商扶贫的实践中,贫困主体的获得感至关重要。在我看来,这就是构建电商扶贫长效机制的核心基础,也是政府、企业、社会等其他主体开展电商扶贫工作的关键基点。


贫困主体的获得感,是电商扶贫、电商脱贫发展变化的内因。电商扶贫要“见实效”,就是要让贫困主体有获得感,让贫困户发自内心地认同“做电子商务,能脱贫增收”,让贫困村、贫困县认同“电商能助力本地产业振兴、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道理。事实上,这种获得感,也是贫困主体对特定电商扶贫行为和自己参与电商脱贫是否“见实效”的自我体验。看到成果,贫困主体就用不着再怀疑互联网对农村有没有用,因为它就在那里,有目共睹。拥有获得感的电商扶贫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你可以看到,可以触摸到,可以听那些老百姓、那些市场主体亲自告诉你网络改变了他们的村庄和他们自己。贫困主体自己的获得感,才是他们愿意真心投入和不断去从事电商活动的行为依据,也是他们产生内生动力的源泉,由此成为构建电商扶贫长效机制的核心基础。



从乡村电商的实践来看,广大农民包括贫困主体的获得感,也是过往在沙集、曹县等地形成淘宝村,今天在砀山、武乡等地出现微商村,以及跨平台的电商村规模化发展的根本动因。乡村电商“成规模”固然需要外部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这些地方的农村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通过活生生的生活实践,认同电商带来的获得感,广泛参与进来的结果。这种更多人认同的获得感,成为乡村电商规模化复制的关键。


贫困主体的获得感来自何方?乡村电商扶贫的实践表明,贫困主体基于市场运作取得成功而形成的获得感,才是真正有效和长期可靠的。其实,道理很简单:电子商务说到底是市场行为,因此,电商扶贫必须基于市场。


贫困主体的获得感首先来自和建立在自己实实在在的获益之上,是权衡自己成本回报后的认可。只开空头支票,画饼充饥,是难以持久的。另外,还须看到,获得感与获得毕竟有所不同。同样的获得带给贫困主体的获得感,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因此,在电商扶贫中,要让贫困主体保持获得感,往往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有源源不断、更多更强的获益方。


近年来,电商扶贫明显开始得到有关各方的重视。政府方面,国家有很多前瞻性的政策引导与扶持。2015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布了30多个文件,国家有关部门、各地方政府也先后出台政策措施,推动乡村电商发展,特别是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电商标准、物流配送、平台建设、品牌培育等方面勾勒出了乡村电商行业的发展方向,出台了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在扶贫界,中国扶贫基金会、友成基金会、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扶贫发展中心等机构,在电商扶贫方面纷纷采取行动;越来越多的电商企业,把电商扶贫纳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议事日程;各地电商平台和电商园区的运营者、电商培训机构,也在当地政府的鼓励下,开始尝试寻找电商业务与扶贫的结合点;网商带有扶贫开发性质的业务和项目,得到了政府和社会企业更多的肯定和支持;群众团体中,各地团组织、大学生村官、残联和有关的慈善组织最为活跃。


我近年在各地调研时,与地方政府主管官员只要谈及电商扶贫,没有一处不是积极反馈。乡村电商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随着国家启动新一轮扶贫攻坚,随着电子商务的主流化加快,电商扶贫的春天已经到来。


整理:中国旅游报记者邢丽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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