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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三农文选 2019-06-14 22:28:38

乡村振兴是一个厚重的主题。1927年,毛泽东深入考察国民革命时期乡村农民,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国民革命依靠的重要力量是农民,农民是革命的先锋。与毛泽东同期,著名社会活动家晏阳初在河北省定县从事乡村建设十年,创建“贫民教育——乡村科学化模式”;另一位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巴县北碚乡从事乡村建设实验20年,创造“实业民生——乡村现代化”模式。1931—1937年,梁漱溟在山东省邹平县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乡村建设》半月刊,开展乡村建设实验,讲授《乡村建设大意》,分析在当时条件下为什么和如何开展乡村建设。费孝通从20世纪40年代起,毕生对中国农村基层传统社会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写下不朽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调查报告。还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研究和推进乡村建设。由于历史和背景不同,其有关乡村建设的使命、步骤、内容、理论和主张各具特色,但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和业绩对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解决“三农”问题,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新时代,“三农”问题仍然是改革的难点和发展的短板。如何保护18亿亩耕地和4亿亩农村建设用地,如何改建2.8万个建制镇和270万个村庄,如何使7.2亿乡村人口富裕,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伴随近三十多年城镇化、工业化的高速进程,目前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54%。未来30年,中国至少还有3亿农民从村镇迁移进城镇,提升农村社会层面的整体福祉,不让农村还是那样凋敝,不让农民还是那样贫穷,缩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重建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次集中性的城镇化转型,也是当代世界最壮观的社会变迁。本章拟从城乡平衡发展角度,探讨乡村发展战略思路。

1 乡村的涵义和作用

1.1 乡村的涵义

乡村是一个区域概念,是由集镇和众多村落组成的以农民农业为主体的农村社区,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生态等丰富内容的区域系统。从生产角度,乡村泛指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农业产业是乡村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从社会构成角度,乡村是指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风俗、道德习惯势力较城市强,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区域。从生态学角度,乡村是指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聚落之间具有较大开敞绿色景观地带的区域。从综合角度,乡村作为一个动态系统,它的区域概念,是相对于城镇而言的,是指城镇以外的其他区域,包括集镇和乡村。集镇是指乡、民族乡人民政府所在地,经县级人民政府确认由集市发展而成的,作为乡村一定区域经济、文化和生活服务的中心;乡村则是包括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区域以及未划入城镇的农场、林场等区域。所以,乡村和农村有所不同:乡村是大概念,农村是小概念;乡村包括农村,农村是乡村的一部分;乡村除包括农村以外,还包括非建制镇的集镇。乡村=农村+集镇(非建制镇),把农村问题放到乡村经济社会大背景,有助于系统设计政策,整体、综合、内生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乡村更加深刻地反映历史的底蕴和情感,更加广泛地体现社会基础的层面和视野,更高层次地表达现代化的内涵和愿景。乡村现代化包括农村、农民、农业的现代化,但不仅仅于此,而且在文化观念、社会治理等方面消除城乡差异化。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新农村发展战略的升级版,而且是新时代乡村现代化发展的新方略。

1.2 不同阶段的乡村

根据乡村经济发育不同程度,乡村发展大致经历六个阶段:

传统落后乡村。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自给自足为主体的乡村。乡村经济发展程度低,产业结构单一,第一产业在乡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第二、三产业非常落后,农民收入很低,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万元。由于地处偏远山区,乡村基础设施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农业机械化和市场化程度很低,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慢的地区。该类型乡村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弱,缺乏自我发展能力,乡村劳动力文盲率较高。同时由于开发程度低,生态环境较好,农业资源特别是水、草、林等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

欠发达乡村。乡村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仍然较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第一产业在乡村经济中仍占较大比例,非农产业起步晚、发展慢。近年来,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非农化程度仍较低,乡村基础设施较差, 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农民收入较低,人均年纯收入在1万—2.5万元之间。同时随着乡村人地矛盾尖锐和城市化、工业化快速发展,大批乡村剩余劳动力,特别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加入“民工潮”行列,流向沿海较发达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乡村。乡村人才外流,务工收入成为欠发达乡村的主要经济来源,乡村整体发展速度较慢,乡村经济发育程度较低,乡村空间结构出现“空心化”。

农业为主的中等发达乡村。乡村依靠丰富的农业资源或区位优势,抓住国家经济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乡村优势产业(如蔬菜,花卉,水果,养殖等),且具有一定生产规模,虽然第一产业比重较高,但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农民收入较高,人均年纯收入在2.5万—4.5万之间,乡村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有较大改善,城乡差距缩小。由于政府开始加强对村内环境和土地资源的监管,注重对村内环境的治理,使得乡村在外延扩展的同时部分转向村内土地集约发展,乡村人地矛盾尖锐,乡村空心化现象出现填充和缩小。

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中等发达乡村。市场经济体制给乡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在产业转移等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依据丰富的农业资源或区位优势,促进经济不断发展,乡村企业异军突起,乡村就业机会增加,农民工返乡工作现象增加,产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发展速度加快,第二、三产业比例占60%以上,农民收入较高,人均年纯收入在4.5万—6.5万元之间。乡村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较好,乡村土地增值,乡村空心化现象缩小或消失,同时因土地集约化,村内建筑密布,乡村景观破坏严重,甚至消失。

发达乡村。主要位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水平高,地区经济结构较合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乡村经济非农化程度高,乡镇企业数量较多,第二、三产业占80%左右。农民收入高,人均年纯收入在6万元以上,市场化与外向型农业较发达,乡村基础设施和生活配套设施完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乡一体化程度较高。

现代化乡村。乡村社区治理体系更加健全,社区治理水平、环境治理水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高,发展速度和质量都好,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非常小,第二、三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所占比重达95%以上,乡村基础设施发达,农民收入很高,人均纯年收入达6.5万元以上,生活条件好,生活质量高,基本消除城乡差别,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保障事业与城市地区趋近,基本上实现乡村现代化。

从地域空间上看,现代化乡村和发达乡村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天津等直辖市以及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周围,中等发达乡村主要分布在中部及东北交通及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欠发达乡村,分布广泛,占据中国乡村的大部分地区,传统落后乡村则主要分布在西北,西南及中部交通闭塞的深山地区。

从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看,乡村经济发育程度呈现沿交通线从中心城市向远离城市递减的趋势,现代化乡村和发达乡村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周围,中等发达乡村主要分布在区域中心城市的城郊,欠发达乡村则大部分远离城市。

1.3 乡村的作用

乡村对保障粮食安全和农产品供给、输送工业所需原材料有重要意义,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乡村为城市发展提供劳动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乡村,不仅是食物的源头,农耕文明的源头,而且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源头,承载着传统文化,寄托人类情感。从猿人下地开始,人类的祖先在乡村种下的不仅仅是农作物,更是最深的记忆和生存的依托。有着几千年农耕文化的中国人,对乡村更是有着一种特殊情感。乡村是我们精神寄托的家园。古老而厚重的乡村文化积聚着中华文化的精华: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地方戏曲、神话传说、史诗民谣、传统建筑等数不胜数,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扎根于乡村的广阔土地,成为乡村建设的要素和基因。

2 乡村发展趋势

2.1 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乡村愿景

在大变革的中国,在传统社会转轨时期,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发生重大变迁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有一种责任,在顺应发展潮流的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平衡思维方式,借鉴国际经验,判断乡村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选择恰当的战略途径,构建我们想要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乡村愿景。

基本判断:今后30年,到21世纪末,中国乡村将发生三大转型:一是由历史传统的乡村转型为具有现代气息的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乡村;二是中国农民将转型为具有现代意识的乡村公民;三是广大偏远乡村的农业生产将转型为以适度规模为主体、多元经营的具有一定现代技术水平的产业。

战略选择:贯彻中央新农村建设战略部署,谋划乡村发展机制和思路,深入探讨乡村发展模式,促进乡村由“历史自然”的发展转向“规划引导”的发展,由“被动”的发展转向“主动”的发展,由“输血”型的发展转向“造血”型的发展,由“自然散居”型发展转向“相对集居”型发展。

乡村愿景:目前的乡村状态是中国大变革中的过渡现象。随着现代化深入推进,精心规划、革新体制、创新理念、协同发展,中国乡村应该展现一幅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愿景:

一是乡村经济品牌化:发挥当地资源优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开发和维护品牌产品、以品牌赢得市场,促进优质种植业、特色加工业和观光休闲业的联动,实现乡村功能的最大化。

二是乡村文化特色化:继续和发扬历史传统优秀元素,乡村建筑造型趋于个性而又不失乡村传统建筑的精髓和特点;乡村文化生活既有传统的展现,又有乡村时尚的创新,不但娱乐自我,而且吸引外面世界。

三是乡村社会法理化:国家法律深深地嵌入乡村社会之中,乡村彰显的是公民意识和公共伦理,与法律不冲突的乡规乡俗同样对村民的行为逻辑产生一定影响;村民不但遵循地方性共识,而且主要遵循国家法律共识,整个乡村具有比较对称的社会信息。

四是乡村环境宜居化:乡村人口减少了,环境比较宁静自然,卫生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更具有生活气息,更适合人们居住;呈现的是乡村田园景观、乡村聚落景观、乡村建筑景观、乡村农耕文化景观和乡村民俗文化景观,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生活体验价值以及自然与地域相结合的文化价值,形成不同的乡村旅游景区,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到21世纪末,我们国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的乡村应该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具有中等发达水平的乡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生产发展为乡村发展提供物质条件,生活宽裕是乡村发展的最终目的,乡风文明为乡村发展提供文化支持,村容整洁为乡村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管理民主为乡村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2.2 乡村现代化基本走势

乡村产业结构优化,生产专业化。21世纪,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是中国乡村资源开发和乡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方向:一是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和无害化可持续农业,积极增加粮食生产,保证食物供给的安全,实现农产品供求总量的基本平衡;提高农产品优质品种和优质产品的比重,注重生态农业的发展。二是,发展集约农业、规模农业、专业化农业、工厂化农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三是,以城镇为中心,以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为纽带、产业互动为链条、利益分配为手段,大力发展乡村特色经济与乡村股份制企业,提高城乡经济体系的联动性和灵活性,着力提升乡村生产力及其创新发展能力,实现农业和乡村经济合理的区域分工和布局,形成不同地区各具特色的专业化生产格局。四是依托乡村特有的资源优势与既有的经济基础,重点发展优质高效农业,培育壮大乡村经济,促进农业经济系统产业联动,延伸农业产业链,保持农业产值和农民收入的可持续提高。

乡村土地集约化,居民点布局合理化。21世纪的乡村土地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保护耕地资源,提升用地集约产出效益。乡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得到调整,规模适度,日趋规范化与合理化,重点发展基础条件好、规模相对较大的居民点;特别通过“迁村并点”“村庄合并”等方式,开展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实现乡村空间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中心村的功能和集聚力作用,并通过经济补偿、就业培训等优惠政策逐步引导人口向中心村及城镇地区转移;村庄之间形成便利的交道网,村庄主要沿着交通线路分布,既提高生产效率,方便居民点之间的联系,又形成优美的乡村景观。

乡村建筑规范化,乡村环境景观化。在城镇化影响下,乡村传统建筑杂乱无章的局面不断得到改变,古建筑得到修缮,新的建筑更加规范,在造型上趋于统一而又不失乡村传统建筑的精髓和特点。新的乡村建筑附有现代元素,出现更多的现代化风格,逐渐演变成新的现代乡村景观。乡村在经历了盲目的建设后更加注重景观的实效性,风貌的原生性、气息的淳朴性、饮食的生态性,走向返璞归真。乡村聚落形态独特而别致、乡村建筑古色古香、乡村田园风光原始清新,形成不同的乡村旅游景区。

乡村生态文明化,管理民主化。21世纪的乡村将是集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于一体的现代物质文明和现代精神文明的栖息地。中国走乡村生态文明之路,通过“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硬化”,优化人居环境,改善不良的传统生活方式,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乡村资源开发更加合理、有序及可持续化,农业生产的生态化和无害化。同时,未来乡村发展更加强调扩大乡村基层民主,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制度,开展普法教育,确保广大农民群众依法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实现民主管理。

2.3 中国适度规模小农经济将是长期现象

随着现代农业发展和各项政策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大农场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会增多,农民经营土地规模会相对集中。但是,在广大的普通乡村,20-100亩适度规模的小农经济将是长期现象。这有四方面原因:一是农民对土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情结,不会轻易处置。据农业部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4.03亿亩,流转面积占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的30.4%。反过来看,依然有近70%的承包面积还在承包这片土地的原农户自己手中。这一点,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也能说明问题。20世纪50年代,台湾地区成功实施“耕者有其田”制度,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增长率年均达到5.2%。从1962年起到2000年,台湾进一步开展两次土地改革,都以扩大经营为目标,但成效不大,仅仅有7.84%的农户放弃土地所有权。二是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小农经济内涵有传承血脉的力量,体现社会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结合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说,土地是农民生存的依靠,是农民家族发展的寄托,是农民兄弟立业、立身的根本。因此,维护土地、捍卫小农经济是农民的一种本能。不少农民工在城市渐难立足时,他们可以顺利返回农村从事农业自救。因此,小农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三是小农经济“交易费用”比较低。即便是家族农场和种田专业户,调动亲属或使用内部劳动力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事,这是显而易见的。四是小农经济适应市场的能力较强,有利于发展有机农业。小农经济主要靠劳动投入和小型农业机械,一般是精耕细作,在生态上优于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小农经济不仅是粮食供给的重要力量,而且为农民提供就业收入机会。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不少农户进城务工经商,在农村形成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这种家计模式继续维护农业劳动者与农业劳动对象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返乡的农民工带回城市的需求和信息,也增加了农业劳动者与农产品消费市场之间的有机联系。因此,适度规模小农经济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3 乡村发展的驱动机制

3.1 外生驱动机制

政策支持。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五大统筹战略,将“统筹城乡”放在“五个统筹”的首位。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乡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这些都是支持乡村建设发展的重要政策。

企业带动。乡村企业的发展,带动大批乡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促进大批小城镇的产生和发展,为乡村工业化开辟广阔道路。城市工业企业通过合资、合作及股份制经济等经营方式参与乡村经济建设,利用城市先进工业的资金、技术、经营管理等优势,加快对乡村企业进行改组、改制和技术进步,提高乡村企业质量,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和升级。“十一五”期间,乡村企业新增农民就业1556万人,年均增加311万人,累计达到1.58亿人,对农民增收的贡献达到35%以上。乡村企业5年累计支农建农及补助性支出资金达到1400多亿元。在脱贫攻坚战役中,城市工业企业在乡村建立“扶贫车间”,将产业链的一个环节或一个部件安排在“扶贫车间”生产,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劳动力,有助于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城镇化推动。中国的城镇除了具有一般的城市功能外,还具有一个特殊的功能:推进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民收入以及协调城乡关系。农民增产增收过程中迫切需要城市在科学技术方面给予帮助,无论是单个农民的生产,还是同龙头企业挂钩的种植户、养殖户或手工业品生产户,城镇给予的科学技术帮助都将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城镇带动乡村实行集约化土地使用方式,可大大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增加土地的单位产值。城镇化伴随的工业化、商业化,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发展的机会,同时也提供了巨大的就业市场,有利于乡村富余劳动力就业转移,也为他们提供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和掌握现代技术、商业信息的机会。许多农民在城镇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乡村,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信息和资本,成为致富的能手,带领村民致富。

信息技术驱动。中国的乡村建设处于信息化时代,高效实用的农业信息服务体系和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在乡村地区将普遍使用,帮助农民转变农业生产理念,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创新农业发展模式。信息技术还促进乡村社会事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信息技术的多媒体教育,为广大乡村地区实现资源共享,促进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新型农民。另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建立疾病防控信息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乡村医疗卫生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步伐。

3.2 内在条件

自然资源。中国乡村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较少,生态环境保存较完整,作为人类聚落与自然紧密结合、和谐共生的一种群落形式,人工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比较融合。乡村人群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互动,形成自然山水景观、乡村聚落景观、农业林业种植景观等,并且共同构成景观综合体,呈现山水意境、生态意向、传统意向等交融的地域文化意境,具有自然与地域的文化价值,成为观光农业、乡村旅游、农事体验和度假居所发展的基础。乡村可以发挥自然山水风光优势,结合当地资源和田园风光,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开发“农家乐”等旅游项目,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传统农业的分化。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乡村传统农业加速分化,农业生产开始由传统的“精耕细作”向规模化、机械化转变。采用科学耕作方法,在遵循作物生长自然规律条件下,依靠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和质量,扩大生产规模,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农民收入,实现农业与工业、第三产业共同发展。乡村传统农业同时还由单一的种植养殖向产前、产中、产后等多产业部门演变,形成具有乡村特色的产业链,出现规模化的乡村企业。一方面,极大地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丰富农副产品;另一方面,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事非农产业,农民的小农意识逐渐受“城市文化”影响。经济富余刺激农民对现代文明的渴求,有利于调动农民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农民自身有强烈发展诉求。伴随城镇化、工业化发展,“乡村企业”和“民工潮”打破乡村社会原有的封闭与宁静。乡村早出晚归的上班族越来越多,甚至有些条件较好的农民还搬进了集镇或市区。乡村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使乡村开始呈现多元化倾向。农民冲破传统保守、故步自封、安于现状、血缘为核心的小农意识,具有创新、进取、理性、开放的思维,对乡村环境、居住条件有新要求,迫切希望改变乡村现状,农民自身对发展乡村有新的诉求。中国乡村资源禀赋条件较好,且竞争压力较小,发展空间大,乡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部分农民接受专业知识技能培训,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具有现代意识,具备一定的创新才能,成为“有知识、懂技术、会经营”的创新型农民。他们依托乡村地区的地方特色和产业资源,创业的愿望强烈。乡村农民自主创业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4 乡村和城镇化的关系

城镇化,是乡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不断转移的一种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乡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乡村地域和景观向城镇地域和景观转化;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和城市生活方式向乡村扩散和传播。在这个变迁过程中,乡村和城镇化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不仅是乡村向城镇转变,乡村对城镇也具有反作用。

4.1 人口转换关系

城镇化最直接的表现是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过程。中国从1949年的10.64%上升到1996年的30.48%,花了近半个世纪时间,平均每年以0.42%的速度推进。但从1996年的30.48%年至2016年的53%,仅花20年时间,平均每年以1.39%的高速度发展。这个过程符合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赛姆(Ray·Northam)提出的城镇化发展一般规律曲线:在城镇化水平处于30%以下时,是较低水平且发展缓慢的初始阶段;城镇化水平30%—70%是急剧上升的加速阶段;70%以上是城镇化水平较高且发展平缓的最终阶段(如图1)。

图1 中国不同阶段的城镇化率

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水平急剧上升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城乡间经济收入水平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的显著差异,促进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迁移加速流动。21世纪中叶,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70%,也就意味着中国将进入到城镇化水平较高且发展平缓的后期阶段。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的进一步聚集和扩大,城镇出现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住房紧张等城市问题,而乡村地区基础设施、交通网络不断完善,将会出现部分富裕城镇人口由城市向乡村地区回流,即逆城市化现象,促使城乡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实现城乡一体化。

4.2 产业转移关系

在工业化进程中,传统农业产业与现代非农产业之间的收入差异大,诱使乡村地区产业结构由单一的第一产业发展到三种产业并存格局,但仍然以第一产业为主体。城镇地区的良好基础设施和市场服务体系使资源、信息、技术、资金等要素得到共享与集聚,为非农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生产和流通环节之间的沟通和融合。随着非农产业向城镇集聚,乡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促使乡村土地流转面积不断扩大,流转速度不断加快,乡村土地逐步集中,从而有利于吸引外来资金特别是城镇投资介入,实现乡村农业机械化,产业化。

4.3 景观转化关系

乡村景观是指乡村地域范围内不同土地单元镶嵌而成的嵌块体,包括农田、果园及人工林地、农场、牧场、水域和村庄等生态系统,以农业特征为主,是人类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然生态结构与人为特征的综合体。 它既受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又受人类经营活动和经营策略的影响,具有明显田园特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景观发生明显改观,部分城市近郊乡村农业用地转成工业、商业及住宅等非农业用地,城市高密度建筑,高楼大厦出现,远郊村民住房也从土房变楼房,从楼房变洋房,且新的独家独户型乡村“别墅”主要沿着村外的交通道路布局,村道、乡道和县道的贯通与硬化,使乡村地区也形成较为快速的交通网络;一些城市里的娱乐设施逐渐出现在乡村地区,从而加速了城乡之间的融合进程。

4.4 生活方式转变关系

在城市社会,人口的就业结构、经济收入、消费需求、文化素养、受教育水平以及出生率、流动性、开放意识、价值观念、生活风尚等方面,均与乡村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文明和城市生活方式向城镇周围的广大乡村扩散和渗透,特别是城镇聚集和扩散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极大地影响乡村社区居民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从而使乡村居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文明方向发展,冲破过去那种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的交往方式,建立起现代文明交往方式,村民逐渐摆脱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通过接触学习新观念、新技能,民主法制意识、主体意识不断加强,成为市场和财产的主体。同时,伴随着城镇环境的改善和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而转向追求精神享受,观光、旅游和度假活动。人满为患,嘈杂喧嚣的人文景观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对宁静清新舒适环境的渴求和回归大自然的愿望。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选择集农业景观观赏、农产品生产、农事活动、休闲和度假于一体的“农家乐”旅游,到乡村体验生活已经成为都市居民的一种生活时尚。

5 促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措施

乡村振兴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新时代促进乡村振兴需要在现代化的规划、现代化的体制、现代化的市场、现代化的文化上作文章。

5.1 精心编制县域经济和乡村发展规划

规划是建设的龙头,规划水平直接关系乡村发展水平,规划过程也是统筹各方资源、形成共识和合力、产生集聚效应、减少和消除盲目投资的过程。我们需要根据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立足实际,把经济社会规划纲要和具体专项规划相结合,重点对全局有重大牵动作用的事项进行规划,突出县域特色,构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支柱产业,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引导投资,聚集各方力量,培育和壮大新型经营主体,重点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整体推进农民新居建设与功能配套和环境综合治理,大力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5.2 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制和体制

第一、建立城乡平等互利的运行机制。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推进基础设施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向乡村覆盖,公共财政向乡村倾斜,使城乡居民权利平等、机会均等、服务同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乡村地区教育、卫生、文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投入,逐步建立和完善乡村社会保障制度,实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和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全覆盖。第二、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坚持调整生产关系与完善上层建筑相结合、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结合、激发乡村活力与优化外部环境相结合,统筹城乡改革和制度创新,以制度建设保障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第三、统筹城乡发展空间。实现产业分工一体化,进一步消除城乡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实现城乡服务功能一体化,促进城乡就业、教育、卫生等全方位融合;实现城乡社会进步一体化,全面统筹城乡物质、精神、政治,文化,生态建设。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结合、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5.3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乡村经济

特色乡村经济包括特色产业、农家旅游、农事体验等,其中农事体验、农家旅游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因为现代社会离不开“三农”,了解“三农”、体验“三农”对人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发展都是很有益的。而乡村特色产业、则是关联农业、工业、流通等多个领域的重要产业,既是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整个乡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因素。乡村特色产业是所有农业产业品类中,最利于工业化、商业化和市场化开发的种类。特别是打上乡村地理印记的乡村特色产业,有助于大幅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这些产品配以独特的设计、包装,经过物流运输、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可延长产品的产业链条,改进和扭转中国乡村经济在国际经济产业链条中的分工劣势,提高中国乡村经济质量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乡村特色产品是植根于乡村“原产地”的特定产品,作为当地原住民,是掌握和了解这些产品生产的最佳人力资源,特别是很多乡村特色产业只需掌握简单重复的劳动技巧即可,适合大多数农民。大力开发乡村特色经济是有效解决当地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减少乡村贫困人口,减少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5.4 推进乡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和互助合作经济发展

乡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基础上,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一步进行分离,在不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按照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组建合作社,委托合作社经营的形式。农民一方面按照股权从土地经营收益中获得一定比例分配,另一方面通过参与土地合作经营得到工资收入。这种经营形式有助于扩大土地经营的规模,提高土地利用率。为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农民承包土地的权能,真正把土地所有权同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分开。在确保乡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经营土地有更大的处置权,如入股、抵押、转让、租赁、继承等。需要规范完善股份合作机制,明确合作社的经济性质、股权设置、社员权利和义务、组织机构和职权、收益分配和财务制度等;坚持市场化运作,明确权利和职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强化民主管理,健全运行机制,确保农民土地入股的股权安全,解决合作社社员的后顾之忧。需要加强金融信贷扶持,创新信贷品种,包括土地流转经营权、大型农用生产设备等抵押贷款,股权等质押贷款,合作社创业带头人等信用类贷款;构建土地流转贷款的风险分担机制,包括健全农业保险体系、乡村信用担保体系,为金融支持土地流转创造条件。在老少边穷落后地区,还是需要大力发展互助合作经济,把外部援助和当地资源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当地的内生动力和造血功能,从根本上解决深度贫困问题。

5.5 用大数据建立农业期货市场

农业期货市场是现代化市场的基础内容。通过农业期货市场,有助于增强乡村经济抗风险承载能力、改进资源配置、提高收入水平。现代化国家都有发达的农业期货市场。我国可发挥后发优势,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建立农业期货市场。农业期货产品可包含土地使用权、农产品种类和价格等内容。期货(合同)的双方可以是国家和农户,也可以是主消费区与主产区政府之间或公司之间。期货产品转让和竞价对农户有两个好处:一是扶贫。有些农户有土地经营权后,由于种种原因可能经营不好而陷入贫困,转让后可以获得比自己经营更高的效益,间接起到扶贫作用。比如浙江有经验的农户到安徽农村竞签,间接起到浙江到安徽扶贫。二是规模化生产。有些农户很有能力,可以逐渐增大竞签规模。比如一个农户可以把整个乡的大部分土地签下来,成立农业公司,提高规模生产效率,节约成本。这个市场对国家有三个好处:一是计划和调控。根据粮食安全和市场需求,国家可通过期货合同来计划各种农业产品的产量,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种市场调节方式,还可以达到“抓大放小”目的,减少盲目生产。二是促进生产区发展。通过竞价,有助于发挥地方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品,巩固和形成东北的优质稻米区、长江中下游的普通稻米区、华北的小麦区、新疆的棉花区和华南的水果区等。三是政府可要求在合同中加上一些环境保护的条款,保护环境。

5.6 促进“耕地农业”向“粮草兼顾结构”转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在发生变化,粮食生产结构也应作相应调整。1985到2015年,中国人均粮食消耗量逐年下降,人均动物性食品消耗量攀升。未来中国动物产品的人均消费将保持较快增长。相应的饲料需要量急剧增加,威胁中国食物安全。因此,粮草并重应是今后中国农业发展的大方向。适应中国食物结构的农业系统,已经不是“耕地农业”,而应向“‘粮草兼顾’、重视‘草地农业’”的结构转型方向发展。“草地农业”是把牧草(含饲用植物)和草食家畜引入农业系统,把耕地和非耕地的农业用地统一规划,重视牧草产业发展。在耕地上实施草粮结合、草林结合、草菜结合、草棉结合、草菸结合等,通过草田轮作技术,充分发挥各类农用土地的生产潜力。实施草地农业系统,可以节约耕地、水资源、维护生态安全、延伸产业链。“草地农业”兼顾生态和生产、粮食和饲料,有助于调整产能,实行休耕养地,治理农业环境,体现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发展要求,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

5.7 构建以学区为中心的乡村社会管理机制

随着乡村社会形态的变化,原有乡村教育资源分布和以乡镇中心学校作为一级乡村教育管理机构的体制不适应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以县统筹、以重点乡镇中学为主体、乡村学区中心为基础的县域乡村义务教育管理新体制。在这个体制中,有两个重点:一是需要根据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和趋势,对现有乡镇学校进行必要的整合;二是根据乡村人口变迁情况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需要,重新构建学区,既覆盖当地所有应入学人群,又能帮助和方便学生相对聚集,形成新的学区中心。具体步骤:

第一,学区划分。在县域范围内,依照行政区划,按人口分布状况、学校地理位置、经济文化基础、教育发展现状、优质教育资源辐射范围和今后教育发展规模等因素,以2—15公里左右为半径,辐射1—3个大的行政村或7—15个小的自然村,覆盖1000—5000居民,位置一个学区。每个学区以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或完小为依托成立学区中心学校,同时撤销学区内其他义务教育学校的建制,必要时可设学区中心学校的直属教学班。

第二,统筹发展。统筹考虑未来人口出生变化,进一步完善本地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对明显不适应学区建设、规模明显偏小的学校,在妥善安排学生入学的前提下可适当予以调整。

第三,创新完善学区管理机制。强化学区内部管理,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在乡村学区中心服务区,建立相应的配套设施和与高级中学相互衔接的机制;处理好学区与现有乡镇政府、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充分发挥教师办学专长和责任,推动学区建设。

5.8 继承和创新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是农民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特点、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一些优秀的乡村文化深深融入农民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渗透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参与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过程中,既要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乡村文化,保持乡村文化特色,又要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城市文化,增添先进元素,推陈出新,建立体现守法意识的乡规乡约,使乡村文化不断获得内生的动力和滋养,不断获得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在冲突与整合、保持与变迁中实现发展与创新,为农村现代化奠定文化基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的任务。长期以来,乡村为城市化和工业化作出了极大贡献。新时代,城市反哺乡村,工业反哺农业,需要大思路和积极有效的措施。政府需要切实改革财政分配体制,将施惠重点转向乡村,包括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政府需要协调和整合各部门之间的资源,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比如允许机关公务员、学校教员、企业管理人员到农村兼职,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建设乡村。各行各业需要切实根据自身特点,充分发挥城市带动乡村发展的作用,加大城市经济对乡村的辐射,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支持农副产品加工、销售,推进“一村一品”和乡村旅游等。同时,通过帮助乡村修建学校、卫生室、文化室、体育活动场所等,促进乡村社会事业发展。

文章来源:邹力行. 乡村振兴战略研究[J]. 科学决策, 2017, (12):19-34.